1939 年冬季攻势

　　1939年10月，国民党军第2期整训完成，部队战斗力有一定加强。适值第一次长沙会战之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判断日军可能增兵再攻长沙。为进一步消耗日军，乃决定将整训部队主力分别拨归第9、第5、第3战区和第2战区，准备于11月下旬及12月上旬，全面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上述4个战区为主攻战区，其他战区实施助攻。这本来是中国转守为攻、转被动为主动的良好开端，但蒋介石及军事当局其他领导人并没有把这种势头保持下去，在后来的6年中，直到抗战结束，再没有发动过一次这样的攻势。蒋介石反复强调的“须以全力取攻势”成了一句空话，又退回到“取消极，在延长时间”的消极持久战略中去。这次冬季攻势中存有不少消极的因素，如有些战区根本没有按统一计划行动，只求苟安自保、我行我素；有些战区以优势兵力已构成对日军某些孤立且只有一两个小队守备的据点的严密包围，本来可以攻克，或因攻击决心不强，或因兵力使用不当，结果也未攻克。曾遭到中国第三、第五、第九战区同时攻击而陷于困境的日军第11军在当时的总结中不无讽刺地说：“就此次攻势的结果看，敌用了约71个师的兵力却未收复尺寸土地”，而日军“各守备队以寡兵完全守住了阵地”。

　　枣宜会战

　　1940年5～6月，日军进攻枣阳和宜昌地区，是武汉会战以来日军对正面战场发动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攻势。会战的结果是宜昌失守，33集团军司令张自忠阵亡。会战一开始，蒋介石和第五战区都估计此次会战不过是一年前随、枣会战的翻版，以为日军不至于冒险向宜昌作远距离进攻，即使日军以一部西渡汉水，也仅是佯动，因而在全战役计划中根本未考虑河西作战，将河西主力放胆调到河东，连宜昌也无兵守备。第一阶段作战后，日军又从长江下游第13军调运3个步兵大队、1个山炮大队以加强第11军，并以6个汽车中队向前线运送大批作战物资，中国方面竟未发现，仍然处于麻痹状态，仍在等待日军自行东返。日军经过整补，突然转而向西，长驱直入。军事委员会和第五战区措手不及，仓猝调整部署，全盘顿时错乱，根本组织不起有效的防御，战略重镇宜昌的陷落自不可免。这对尔后的抗战，在军事上和心理上更增加了困难。这完全是统帅机关对日军战略和战役企图判断错误所造成。各战区之间以及战区内各部队之间缺乏积极主动的策应，也是导致此次会战失利的重要原因（这一弊病在历次会战中反复出现）。宜昌是重庆的门户，宜昌的失守使蒋介石不得不重设第6战区。

　　上高会战

　　日军参战部队只有两个半师团；中国参战部队主要是第74、第70、第72、第49军，加上在武宁方向策应的第78军，有5个军。在会战中国军方面以绝对优势兵力将孤军深入、疲惫已极、伤亡过半的日军第34师团四面包围，压缩于极狭小之范围内，从3月24日至27日连攻3天，仍未能将其全歼；27日以后，在兵力并不大的日军增援部队接应下，反任其拖着大批伤员突围而出，说明中国军队的攻击精神和攻击力量都太弱。正如中国军事当局在《上高会战之经过与检讨》中所说：“中路之敌既不顾两翼之有无依托，而孤挺进之时，已为我合围歼敌之好机。此时我74军全军迎击于前，70军尾击于后，49军（欠1师）侧击于右，72军围攻于左，战斗态势既形成于四面包围，而复以最大优势之兵力对此包围圈内后援已绝之三千残敌，期一举而尽歼之，非力所未逮。不图于包圈南北直径缩小至五公里之时，敌竟突围逃窜，卒未能达到歼灭之目的，不无遗憾耳。”
     这就是被人们津津乐道的上皋会战？堂堂十几万美械德械装备的国军精锐全歼不了区区三千丧家之犬？岂非笑话！所以，送蒋介石以肉头称号最为合适。罗斯福，史迪威也有绰号送给蒋介石和他的将领们：“一布袋霉烂的花生米”！！！所以，肉头统帅只能率领肉头军队，即使再好的装备在一支肉头指挥的军队手里也不过是烧火棍而已。
    日后在解放战争的战场上，这些美械德械装备再加上蒋的美国干爹送来的超过援助欧洲复兴计划的支持蒋打内战的美国最新式装备都被肉头统帅送给了共军。故有毛主席赞誉的“蒋介石是我们的运输大队长”！ 

　　中条山会战

　　对国军来说这是一场非常惨重的失败。中条山会战，中国军队伤亡4.2万余人，被俘3.5万余人，日军仅以1：20 的极小代价“扫荡”了中条山地区的所有国民党军队。中条山会战的失败，成为“抗战史最大之耻辱。”日军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蒋介石在谈到中条山会战的惨败时，也不得不承认这是“抗战史最大之耻辱”。顺便说一句，中条山国军隶属第一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是谁啊，卫立煌啊。有人还说什么卫立煌在辽沈战役中有通共的嫌疑，哈哈，就凭他中条山惨败的水平，需要他通共吗？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二次长沙会战由于第9战区指导的失误，致使日军一度攻占长沙，并追击到株洲，基本达成战役目的。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达7万人。但日军也遭到了一定的打击，伤亡达2万余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

　　此役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日军139人,的确可以算是胜仗，不过第九战区和多数担任堵击、截击以及追击兵团的指挥官在作战指导上忽略了控制渡河点，则是这次会战虽然获胜而并未能按照计划全歼日军或歼灭更多日军、却使其得以大部退回原驻地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远征军入缅援英作战

　　5军、6军、66军再加少量远征军长官部直属部队共10万大军入缅，整个作战以缅甸的陷落而告结束，中间孙立人的新38师打败了日军一个大队级的单位被大吹特吹。10万大军入缅不仅没有能挽回缅甸战局，还损失惨重，到8 月初先后撤到印度和滇西的远征军仅有4 万人。虽然英国人有部分责任，但做为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的罗卓英、杜聿明（代）难辞其咎。

　　浙赣会战

　　日本大本营发动这次会战的目的主要是破坏浙江省境内的机场和打击驻浙江的中国军队。但在破坏机场、打击中国军队的同时，更侧重于“没收与破坏铁路设施和器材以及其他培养战力的各种军事、政治、经济设施和资材”。〔26〕实际上就是要抢掠物资，以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并掳劫青壮年以弥补其人力的严重匮缺。就战役的过程和结果来看，日军虽然遭到了一定的损失，中将师团长1人被炸死，伤亡官兵17148人（其中因病住院而致减员的11812人），但基本上实现了预定的目的。而第三战区未能实现“在衢州附近决战”，“以主力分由衢州南北山地，合力围击而歼灭之”的目的，没有像第三次长沙会战那样痛创日军，自身却遭到巨大的人员、物资损失；军队伤亡惨重，有的军师遭到歼灭性打击，丧失战斗力（日军记载第三战区阵亡40188人，被俘10847人）。更重要的是作战地区人民遭受了沉重的灾难和巨大的损失。仅以衢州一地为例：日军在“环城三四十里内，一日可以往还者，莫不遍及，米盐牛畜、日常用品扫地以尽。有不满其欲，则全村焚毁，杀人如麻”；“城郊各处，大火连续，经月不熄。参天树木及握把小株，炮轰斧斫，无一幸免”。“当时有‘十无’之谣，谓市无人，田无谷，山无木，村无屋，食无粮，着无衣，病无药，死无棺，家无丁男，室无贞妇”。“士兵死亡，约万余人；民众被杀害者，二万余人；被掳而失踪者，十三万余人；房屋被焚者，六百九十余万架；耕牛被杀者，五百八十万七千余头；猪被杀者，一千五百八十一万九千余只；米粟被劫者，八百七十九万七千余石”。由此可以推想整个作战地区损失之巨与灾难之重。据日军记载，这次会战从浙江掠走的物资，不说武器装备，仅上缴的一般物资就有火车机车63辆，车厢1685节，汽车2829辆，民船5282艘，铜、铁、铝材8725吨，石油65590桶，桐油94000桶，粮食47675吨，木材14000立方米，被服合钱8400万日元。〔28〕还将玉山以西浙赣铁路的铁轨、道木连同道钉全部拆运至其后方。总的数量，当然不止此数。此外，蕴藏大量战略资源的金华、兰溪、武义等广大地区沦于敌手。因而，浙赣会战是一次失败的会战。保存实力、消极抗战的肉头战略指导思想是会战失败的根本原因。

　　鄂西会战

　　鄂西会战被蒋介石政权吹嘘为“鄂西大捷”。但认真分析一下，实际上这是一次失败的会战。就战役企图而言，日军虽未能完全达到其“歼灭由洞庭湖至宜昌对岸的扬子江右岸地区敌野战军”的目的，但严重打击了第六战区的防守部队，达到了使“宜昌附近船舶在下游通航”的目的；而且整个会战的行动都是按预定的时间、空间进行的，始终掌握着战场上的主动权，因而可以认为基本上实现了战役企图。第六战区虽然在防御战斗，特别是在追击战斗中给予日军以相当的杀伤，但既未能粉碎日军的战役企图，也未能“依第二线兵团之机动，与第一线兵团适时将深入之敌歼灭之”。给日军造成的损耗，更远较自身的损耗为少。据80年代末期台湾国民党国防部的统计，第六战区部队在这次会战中战死23550人，负伤18295人，失踪7270人，俘虏日军88人；日军统计第11军在这次会战中战死771人，负伤2746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称日军死伤3500余人，而过去夸大说日军仅弃尸即万余)，俘虏第六战区部队4729人。台湾国民党当局所编抗日战史虽仍吹嘘获得了胜利，但也说：“虽得规复失地，惟败敌早已逃逸，甚少能予以致命打击。所谓胜利，并未歼敌有生战力。” 

　　常德会战

　　74军57师守常德的确顽强，不过据整个会战看，日军能按照其预定计划长驱而入，复扬长而去；而第六战区伤亡4万之众，阵亡了3个师长，作战计划却未能贯彻实施，主要原因有二：其一，许多高级指挥官缺乏积极进取精神，作战不力，致战斗行动不能保证作战指导的落实。其二，逐次使用兵力，未能形成绝对优势的打击力量。需要注意的是常德会战时中国空军及援华美军的第14航空队已经逐步掌握了制空权。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复杂的地理气候条件下，挺进2400余公里，收复缅北大、小城镇50余座，解放缅甸领土13万平方公里，收复滇西失地8.3万平方公里，共毙伤日军4.8万余人，俘日军647人，缴获步枪1.1万余支、轻重机枪600挺、火炮160门、坦克12辆、汽车606辆、飞机3架。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也付出了重大牺牲，伤亡官兵约6.7万人。缅北、滇西反攻是被某些人津津乐道的国民党抗战史的“重头戏”，可仔细分析，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整个缅甸战场的形势，日军缅甸方面军辖15军（辖第15、31、33师团）、28军（辖第54、55师团）、第33军（辖18、56师团），方面军直辖部队还有2师团、49师团、53师团独立混成第24旅团独立混成第105旅团。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交战的主要是33军的18、56师团，2师团基本未与中国军队交战，49师团只168联队参战，53师团作为方面军直辖部队参战也不多。
　　整个态势就是33军的18师团在缅北对付中国驻印军（10万人），33军的56师团在滇西对抗中国远征军（20万人），而日军缅甸方面军的主力用来对付英帕尔方向的英军。而整个缅甸战场英联邦军队和美军投入缅甸作战总兵力达120万人，武器装备也为绝对优势，中国军队只起次要作用。
　　先说滇西反攻，中国远征军辖11、20两个集团军和部分直属部队，20万人，基本换装美械，而当面日军的56师团为1.5万人。中国远征军兵力、火力都占绝对优势。可20万装备精良的远征军在卫立煌的指挥下却打得不怎么样，虽获得了胜利，但伤亡过大。这主要是各级指挥官的指挥失误造成的。以作战指导而言，假如采用全线同时进攻，而将主攻方向置于左翼，以钳形攻势直趋龙陵，以一部在右翼作牵制性进攻，阻止腾冲日军增援龙陵；以一部切断龙陵、芒市间交通，置龙陵日军于孤立境地，对松山、平戛等据点亦仅包围作牵制性进攻，尔后以绝对优势之兵力强求龙陵日军进行决战。一旦奏效，则腾冲以北各据点的日军若不放弃据点西逃，就将难以避免被歼。而且攻占龙陵后，更可直趋畹町，支援驻印军的作战。同时，绝大多数指挥官缺乏指挥攻坚的能力。战前既不对日军的防御工事进行认真的侦察和对部队实施攻坚战斗的训练，临战时又不善于运用炮兵、火箭筒及喷火器等兵器协同攻坚的战术，也不重视进攻筑城的运用，只知指挥士兵盲目硬拼。“对龙陵、松山、腾冲、平戛等据点围攻时，伤亡竟达日军五倍之多”，就是盲目硬拼的结果。
　　再说缅北反攻，中国驻印军辖新1军、新6军和大量直属部队，10万人，全美械装备，并享受美军的空中优势和补给，当面的日军18师团为1.5万人，并且分散配置。不要说，优势比远征军更明显。有必要说一下18师团当时的状况，18师团本来确实是日军的精锐部队，但是在驻印军缅北反攻时实力有了很大的下降，1943年8月，第18师团正式改编为三单位制师团，每个步兵大队从4个步兵中队缩减为3个步兵中队，骑兵大队被解散，野战医院和山炮联队的汽车被撤销，辎重兵联队也失去1个汽车中队，导致运送物资十分不便，弹药保障不足，每支步枪仅配备子弹150发，每门火炮配备炮弹100－120发。但增编了1个野炮大队（缺编1个中队，只有8门150毫米榴弹炮），全师团总兵力1.5万人。驻印军开始反攻时，第18师团兵力高度分散，在胡康河谷仅3个步兵大队，4000多人。另4个步兵大队在怒江作战后返回密支那途中，其余分散在密支那、八莫、杰沙等地。在如此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孙立人和廖耀湘要是再打不赢，不如买块豆腐撞死算了。
　　有人引用日本厚生省战后统计，在缅死亡的16.2万日军（另外还有“军属”即随军附属人员2万人死亡）中，4.1万人属于缅北的第18、第56师团，方面军直属的部队又有1万多人死于这一地区。若扣除美军轰炸和英军突击队（空降兵）的战果，至少有4万日军死于同中国军队作战。乍一看确实如此，但对照日本史料，就会发现日军18、56师团主要损失在缅甸中部与英军作战中。日军战史记载，45年1月33军脱离接触退守在外在后方还有5000伤病员，合计1.78万人。而在战前18、56师团的实际人员各约1.5万人，合计3万人。可见所谓“基本歼灭日军第18、第56 师团”纯属无稽之谈。综合而论，在与中国远征军、驻印军作战中，日军总损失约4万人，死亡、失踪约1.16万人，其中18师团死亡3200人，56师团等部死亡8400人。从18师团死亡3200人可以看出，驻印军击毙的日军不会超过5千人。至于什么孙立人消灭10万日军，活埋日军1200名俘虏，稍有常识之人均知纯属意淫。

　  蒋介石汤恩伯的惊世杰作，外蒙被割裂的主因：

　　———豫湘桂大溃败！

　　这是抗日战争中最可气的一幕，这都到什么时候了？1944年了！什么！你说你最精锐的部队在缅北、滇西？请问日军最精锐的部队在哪里？太平洋战场？还是对付苏联远东地区的关东军？还是几百万国军中只有在缅北、滇西的那30万所谓最精锐的部队能打仗？豫湘桂大溃败分为三场会战：豫中、长衡、桂柳。

　　豫中会战：仅30余天，日军即打通了平汉路南段，并占领了沿线各要点及古城洛阳，击溃了第一战区的主力部队，实现了战役企图。第一战区的军队损失严重，第36集团军总司令李家钰在撤退中牺牲。据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统计，日军伤亡3350人，中国军队阵亡32290人，被俘7800人。第一战区在战役结束后所作《会战之检讨》中说：“此次中原会战，挫师失地，罪戾难辞。”确是事实。为此，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和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均被撤职。汤恩伯军队的纪律太坏，当地人民恨之入骨。1943年河南大灾，河南参议会和人民群众说：“河南灾荒除水灾、旱灾、蝗灾外，还有汤灾。”这样的军队不仅得不到民众的支援，而且如《检讨》中所说：豫西的民众“到处截击军队”，“甚至围击我部队，枪杀我官兵，亦时有所闻”。军队所到之处，保、甲、乡长逃避一空，“将仓库存粮抢走，形成空室清野，使我官兵有数日不得一餐者”。当时第13军第89师第266团团长方耀也说：“由于汤恩伯的军队几年来驻扎在河南，军纪不好，所以当汤军突围时，几乎每个村庄都向军队打枪”，“第31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率领总部直属部队突围，被武装民众包围缴械”，“汤恩伯亲自带领的直属部队，损失得更惨……”《检讨》说是老百姓受“隐伏汉奸分子的淆惑”才“阴扰国军”。但方耀记述道：“第13军突围后”，“行军十多天，开始时沿途百姓还表示欢迎，在路旁端着茶水给过路的官兵喝”，由于官兵“抓了十几个民夫”，“进入民房翻箱倒柜”，“强取民间粮食、燃料、蔬菜、杀猪、杀鸡，分文不给”；“有些老百姓牵着牲口带着东西上山避难，军队路过时上山搜索，牲口拉走以作军用，贵重物品抢走”，“因此沿途百姓闻风而逃，弄得十室九空，民众恨之入骨”。
　　这也是到现在河南人在全国人民面前始终抬不起头的真正原因。肉头委员长炸开了黄河大堤，淹死了九十万老百姓，造成六千多万灾民无家可归，却没有人给他们做主；在被日本鬼子追杀反复拉锯的中原战场上又被汤恩伯这个肉头将军祸害的民不聊生，逼得河南人民造了汤恩伯属下的反，尽管这个时机选择的不太好。可是在蒋军与日军对待老百姓本质上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的状态下，谁能给河南人民指出个更好的活法？？？

　　长衡会战：守衡阳的10军军长方先觉向日军缴械投降，中国军队不仅未能打破日军攻略长沙、衡阳，控制粤汉、湘桂铁路的企图，而且损耗自己大量军队及武器装备，并丧失湖南大片国土，是一次失败的战役。需要注意的是，长衡会战过程中，直接协助第九战区作战的中国空军的中美空军混合团基本上掌握了战场上空的制空权，迫使日军航空兵及地面部队的大规模行动多在黄昏后和黎明前进行。

　　桂柳会战：1944年8月上旬，日军攻占衡阳后，为贯彻其打通大陆交通并破坏中国空军基地之目的，乃继续发动桂柳作战，桂林等地失陷，日军打通了中越交通线。 
　　当反法西斯战争节节胜利之时，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损失近60万军队，丢失大小146座城市，失去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等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总计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使6000万人民陷于日军的铁蹄之下。使贵州告急，重庆吃紧，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留下令人遗憾而又痛心的一页。国民政府损失的武器装备可用以装备40个师。仅长衡、湘桂作战就损失弹药62、5万吨、武器九千吨，超过了国民政府1个年度能够自力补充的数量。更由于大片国土的沦丧，兵源及粮源大为减少，不仅增加了恢复军力的困难，而且增大了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负担。仅以四川一省为例，1943年征兵352680人，征借粮20930000市石，而1944年征兵391112人，征借粮24800000市石。同时，这次失败使中国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与作用产生不利影响，对美国的对华政策等也产生了严重而深远的影响。但是豫、湘、桂作战失败，美国空军第14航空队的作战基地几乎全部被毁。在侵华日军已成强弩之末、中美空军又完全掌握制空权的情况下，国民党军竟发生如此惨重的失败，以致美军中一些人对国民党军的抗战能力产生怀疑，从而对中国抗战产生错误判断。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罗斯福报告说：“如果日军继续西进，陈纳德的第14航空队将失去战斗力，我军超长距离轰炸机在成都的机场将会丢掉，中国必然垮。”认为“中国所处的严重困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军方处置不当和玩忽而造成的。除非中国的一切力量，包括正在对付中共军队在内，都用来对日作战，中国在战争结束前是不可能起什么作用的。”甚至不正确地估计日军很可能长期占领中国，这样“即使日本在本土战败以后仍可继续在中国与盟军作战。这样可能把战争延长好几年方能把日本打败”。1949年，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建议罗斯福要求“俄国在它能力范围内尽早参加进攻（日本）”，以减轻美国的负担，于是在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为了使苏联尽早出兵打击中国大陆上的日军，罗斯福、丘吉尔竟背着中国与斯大林达成一项损害中国国家和民族利益的秘密协定：允许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外蒙古）在苏联保护下独立，恢复帝俄时代在中国东北取得的殖民特权，如租借旅顺口军港、中苏共有东北铁路主权以及在东北“优先利益”等等。造成这种严重后果的根本原因，固然是由于美、英等国的大国强权政治，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国民党军湘、桂作战的失败。
　　外蒙被割裂的最直接原因就是肉头统帅指挥的肉头军队对日作战的磨洋工，敷衍了事和极其低劣的战略战役的指挥被世界所蔑视造成的！这也就后来有了斯大林的那句话：“中国你想怎么蹂躏他就怎么蹂躏他，他是无力反抗的。”

　　豫西鄂北会战

　　此次会战，日军伤亡1.5万余人，达成进占豫西鄂北控制老河口空军基地的目标。

　　湘西会战

　　中国空军以绝对优势兵力控制了战场上空，几使日军航空兵完全丧失活动
，所以日军航空兵出动很少。整个作战期间，日军仅出动过7架飞机，进行了5次空袭，共投弹22枚。中国空军以第2、第33、第5大队及中美混合团第1大队支援作战，战斗机出动960架次，轰炸机出动171架次，共投掷炸弹29吨。日军只得多在黑夜行动。国军投入第3、第4两个方面军，包括18军、73军、74军、100军、86军之13师、94军、92军、26军和新六军。五大主力有其三，参战部队基本换装美械，兵力、火力占绝对优势。其中第18、第73、第74、第94、新编第6军等共15个师，系由美军教官训练、美军顾问指导、全部美械装备的部队。仅这15个师的战斗力就优于日军数倍，再加上另11个师，与日军参战兵力相比，中国军队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投入116师团、47师团、58旅团、69旅团，兵力、火力处于绝对劣势不说，光看部队的质量，47师团是直到1943年5月14日才成立的三单位制治安师团，116师团看番号就知道是什么货色，而且由于太平洋战争的消耗，日军兵员不足，116师团在芷江作战时多为娃娃兵，69旅团原属64师团，而64师团为增设师团，战斗力很差，且在芷江作战前毫无作战经验，至于58旅团的战斗力简直可以用垃圾来形容。这种绝对优势的仗实在没什么好吹的。
　　有人会说，不管怎么说，抗战也胜利了，中国也是战胜国。不错，中国是战胜国，可这就可以沾沾自喜了？对蒋介石政权就只剩下歌功颂德了？德国是战败国，波兰是战胜国，是不是波兰就可以吹当年的波兰政府如何英明，如何雄才大略？有人说如果蒋介石投降如何如何，有句话说的好，死了张屠夫，不吃带毛猪。即使蒋介石投降，国民党內的爱国将领也不会投降，中国共产党仍然会抵抗下去（哪怕是打游击），看看前南斯拉夫就知道了。美国苏联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必然会大规模援助共产党，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结局不会改变，中国不会亡！抗战的胜利首先得益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胜利。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怎么胜利的？是斯大林、罗斯福、邱吉儿、戴高乐、毛泽东等领导人领导世界反法西斯国家的各国人民，同心协力，艰苦奋斗而取得的。而中国的蒋介石政权，法国的雷诺政权，虽然也做了一些工作，但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有人为蒋介石政权辩护，总是一味地强调困难，大谈中日国力如何悬殊，可实际上只要认真一想就会明白，日本国力比中国强是一回事，有多少用在中国又是一回事，可实际上二战时日本大部分国力、军力根本没有用在中国战场，比如日本耗费巨资建造的这些东西跟中国战场就没有关系：

战列舰:
金钢(32156吨)、比睿(32156吨)、榛名(32156吨)、雾岛(32156吨)、扶桑(34700吨)、山城(34700吨)、伊势(36000吨)、陆奥(39130吨)、日向(36000吨)、大和(64000吨)、武藏(64000吨)。巡洋舰:龙田(3230吨)、天龙(3230吨)、球磨(5100吨)、多摩(5100吨)、木曾(5100吨)、大井(5100吨)、长良(5170吨)、名取(5170吨)、鬼怒(5170吨)、由良(5170吨)、夕张(2890吨)、五十铃(5170吨)、川内(5195吨)、阿武隈(5170吨)、神通(5195吨)、那柯(5195吨)、古鹰(7100吨)、加古(7100吨)、青叶(7100吨)、衣笠(7100吨)、那智(10000吨)、羽黑(10000吨)、足柄(10000吨)、爱宕(9850吨)、鸟海(9850吨)、摩耶(9850吨)、最上(8500吨)、三隈(8500吨)、铃谷(8500吨)、熊野(8500吨)、利根(13320吨)、筑摩(13320吨)、香取(5890吨)、鹿岛(5890吨)、香椎(5890吨)、阿贺野(6652吨)、大淀(8161吨)、能代(6652吨)、矢矧(6652吨)。

航空母舰:
赤城(36500吨)、加贺(38200吨)、龙骧(10600吨)、苍龙(15900吨)、飞龙(17300吨)、瑞凤(11200吨)、翔鹤(25675吨)、大鹰(17830吨)、瑞鹤(25675吨)、祥凤(11200吨)、云鹰(17830吨)、飞鹰(24140吨)、冲鹰(17830吨)、千岁(11190吨)、海鹰(15400吨)、神鹰(17500吨)、千代田(11190吨)、大凤(29300吨)、云龙(17480吨)、天城(17480吨)、信浓(62000吨)。

　　再看日军兵力配置
　　日本派驻关内的中国派遣军长年保持在60万到80万人之间,仅在最后一年才骤增至105万。这个数字相对于关内辽阔的中国大地、最高可达600万人的国民党军队是相当有限的。1941年，国军已达400万，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62万，而同期日本陆军总兵力21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30%，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400万国军只对付30万日军，仅占日本陆军总兵力的15%。1945年，国军已达600万，中美空军也掌握了制空权，而日本中国派遣军只有105万，而同期日军总兵力是720万，也就是说中国派遣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15%，而中国派遣军中还至少有一半以上被敌后的共产党武装牵制，也就是说600万国军只对付50万日军，仅占日军总兵力的7%。中国派遣军在前期确实有重炮优势，但是这个优势是有限的，重炮跟国军比是强几成而非几倍，根本不能弥补日军兵力上的劣势。所以，只要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高层战略指导正确，军事上指挥得当，充分发挥国军兵力多，实战经验丰富，内线作战等优势，是能够打赢的。可是在实战中，由于蒋介石政权腐败无能，战略指导错误，具体的指挥也很低劣，水平实在是太差，导致国军的长处得不到发挥，才被打的一溃千里，短短半年丢掉半个中国。困难肯定有，战争本来就是要发挥自己的优势利用敌人的困难，要说困难，哪个反法西斯国家没有困难？说二战中有多少国家亡了而中国没亡，可仔细想想，那些国家中有几个比中国的一个省大？都说二战中国表现比法国强，可仔细一想，中国多大，法国多大，光不战而弃的东北就相当于三个法国！说蒋介石政权抗战不力是从战争整体分析，而不是具体纠缠于某个战役。从整个战争看，蒋介石政权的表现实在是令人失望，劣迹太多，亮点太少，既不能消灭也不能牵制足够的敌人（按其实力所应该承担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这种表现，早被轴心国消灭干净了。没有人要求蒋介石政权做出美苏的贡献，这确实不现实，但打仗的相对水平是可以比较的（注意是相对水平而不是贡献的绝对量），比如南斯拉夫的铁托军，如果论贡献的绝对量，铁托军的贡献当然很小，可如果考虑到其自身的实力和面对的敌人数量，铁托军的成绩还是很好的，相对水平还是很高的，如果所有反法西斯国家都是铁托军的打仗水平，还是能够打赢轴心国的。反之，如果都像中国的肉头委员长蒋介石政权那样，这也困难，那也困难，这也不行，那也不行，这个仗打不赢，那个仗也胜不了，二战只能以轴心国的胜利结束，就这么简单。

　　如同一个娶妻成家的男人，你就有责任和义务保护你的妻女母亲不受强暴和骚扰。如果，你以自家贫穷，与强盗实力悬殊，就向强盗献媚，并打开家门迎接强奸犯们鱼贯而入，还给强奸犯们搓背捏脚，甚至还拉来几列车的避孕套给强奸犯们戴上，那你还是个男人还是个中国军人吗？张学良和蒋介石都属于给强奸犯搓背捏脚带避孕套的货色。所以人民才称它们为肉头统帅和肉头军队。美国军界和美国总统才称蒋介石和他的将军们是“一布袋霉烂的花生米”！

　　霉烂的花生米不但毫无价值，还有剧毒，强烈的黄曲霉素会使人罹患各种疾病如肝炎。所以，霉烂的花生米只能扔倒垃圾堆里或者焚烧后深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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